近年来披露的聂树斌案、呼格吉勒图案、赵作海案、佘祥林案，之所以成为骇人听闻的冤案，皆因刑辩律师的作用被严重制约，或者没有专业精湛和正义担当的刑辩律师，仅靠公检法相互“制约”，却常常是公检法“联合”铸错案，看看这些著名的冤案，“三家”制约过吗？尽管宪法规定：公安机关有独立侦察权，检察机关有独立检察权，人民法院有独立审判权，三家有相互制约权。但事实上他们既独立不够也制约不够，当人为的“政治”高于法律时，“三家”的独立和制约的边界就立刻模糊了，他们顿成一家了。

犯罪嫌疑人即使有天大冤情，在强大的公检法面前，都会处于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绝望境地，聂树斌在被杀的那一刻，他惨烈地叫了一声“妈”！可他最亲的妈听不见，听见也救不了他。有人常说祖国啊母亲，可那一刻，冤判他冤杀他的人，都以“国家”的名义，法槌举，弹出鞘。聂树斌冤死21年后得清白，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母亲是何等的悲痛欲绝！司法不公的后果是我们难以承受之痛！

优秀的刑辩律师，他们心中正义汹涌，他们不计得失利害，他们不惧风险，他们备受煎熬，他们是与公检法抗衡的一支独立的法治力量，他们是防止冤假错案的一堵隔离墙，也是促使司法机关依法正确判决的一种监督性的保障力量。

很多时候，他们的付出了并没有赢来公正的结果，因为在人治笼罩下的法治中，案件进程和结果都是不可控不确定的，即使如此，他们依然在付出，这便是优秀刑辩律师的正义之心，没有他们，原本不够完善的社会将更加悲凉。

优秀的刑辩律师，为了推动一个冤案的反转，在法律程序之外也会不懈努力，比如找媒体，比如找学界名流。为什么？他们仅仅为了增大合力推动案件正义，为了在苦难中奔波的蒙冤百姓。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“不当”之举，比如他们通过自媒体披露案情，他们在法庭上顶撞法官，他们在法庭外举牌聚集，或许有不妥，但也仍然是和平举动吧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反映的问题存在不存在？他们的诉求合理不合理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境？对于他们貌似不妥的做法，公权也应该表现出必要的宽容，因为律师这样做，也常常是无奈之举，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部分，他们当下并没有赢得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。律师与公检法“三官”远未达到平等，尽管他们的法律素养不弱于“三官”，他们依然是弱势的。

回顾我国砸烂公检法的荒诞年代，取消律师制度的漫长时期，也铸成了冤假错案的批量产生，害惨了数百万的无辜人，那些挥之不去的社会之痛，至今余音袅袅。

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公检法，也必须有刑辩律师，他们各自独立运行和发挥制衡作用，是法治社会正常运行的“平衡器”，如果哪一个支撑点被弱化或者塌陷了，即意味着出现了机制性的严重病状，一旦因为此种病状的出现导致“平衡器”的不平不稳，这个社会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健康的社会。

为此，依法保障刑辩律师的尊严和法律地位，对民对国对执政者都有利，刑辩律师是否被善待，是否成为和公检法“三官”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群体，这其实是衡量法治环境好与差的晴雨表和试金石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   谢文强